論公民住房權的雙重救濟模式——以權利救濟為視角.pdf

1、公民住房權是一項基本人權,在人權體系中歸屬于社會權,這一點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中將住房權表述為“相當生活水準權”,基本含義是每個人都有權為自己和家人平等地獲得可負擔得起的適宜居住的場所,并且它能滿足人的健康、安全和尊嚴。目前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將住房權確立為可以直接獲得救濟的的或者通過普通法律具體化了的憲法權利,對大多數國家而言住房權只是一項未經法律具體化的虛置的憲法權利,或還只是未經憲法承認的道德權利。但

2、是現代法治觀認為,“無救濟即無權利”,權利(包括道德權利)的生命在于從觀念、規(guī)范的范疇轉變?yōu)楝F實的利益,救濟就意味著從道德權利、規(guī)范權利轉化為現實權利。對公民住房權而言,由于受國家可利用資源的限制,決定了住房權的實現機制不能一概而論。筆者將公民住房權的救濟分為兩種模式,即積極救濟模式和消極救濟模式。
　　積極救濟模式是一種與司法救濟相對應的救濟方式,司法傳統(tǒng)的一項重要原則是“不告不理”,司法救濟的啟動具有被動性。積極救濟以國家保障

3、義務為中心,強調在住房權的實現受到阻礙時,國家應該積極主動地履行保障義務,為住房權的實現提供法律和政策基礎。因為涉及財政分配及具體政策的選擇,這種救濟模式需要國家主動地介入。積極救濟模式包括兩種:一是立法救濟,通過法律將受到侵害的具有道德正當性的住房權利或者憲法規(guī)定的住房權轉化為法律權利,為住房權的實現提供法律基礎。二是行政救濟,即住房權的政府救濟義務,政府通過公共住房、住房補貼、住房金融、稅收等制度積極履行住房保障義務,使住房權的實現

4、更有可能。消極救濟模式又稱司法救濟,司法救濟是所有救濟措施中最直接的救濟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受到侵害的住房權都可以尋求司法救濟。根據理論上對住房權的研究和國外司法實踐中對住房權救濟的嘗試,可獲得司法救濟的住房權包括住房自由權、住房平等權等消極住房權,和一定程度的依賴國家給付保障的積極住房權。司法救濟作為最后的權利救濟手段,在國家沒有為實現住房權采取立法和行政措施時,法院能在一定程度上審查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行為,此時對住房權的保護

5、由以國家保障義務為核心的積極救濟模式轉化為以司法救濟為根本的消極救濟模式。
　　在我國,公民住房權還只是未形成于紙上的觀念上的事物,目前還沒有一部專門保障住房人權的法律。我國的住房保障制度,主要是解決城市中低收入群體居住問題的經濟適用房制度和廉租房制度,也還存在諸多方面的不足。作為權利最后救濟手段的司法救濟因為自身的局限性,司法機關在國家權力機關中處于劣勢地位,司法受其他因素影響較明顯,決定了它還有很多領域不能涉及,住房權的司法救

6、濟作用遠沒有得到有效發(fā)揮。
　　針對我國住房權法律救濟的缺失,在現代憲法發(fā)展趨勢和權利時代的大環(huán)境下,展望我國公民住房權救濟前景。首先要保障憲法在住房權救濟中的核心作用,確立住房權的憲法權利地位不可或缺,同時需要根據憲法精神完善我國的住房權立法,根據我國國情并借鑒域外相關國家的經驗建立起一套以住房保障法為核心的住房法律體系。其次要完善針對社會弱勢群體的住房保障制度,使那些憑借自身力量難以維持一般社會生活水平的困難群體也能獲得可適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