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敘事的堅守與變異——論世紀之交的苦難敘事.pdf

1、在現當代文學作品中關于苦難的書寫，我們可以將其源頭追溯到魯迅、茅盾的那些書寫20世紀初棲息在中華大地鄉(xiāng)村中千千萬萬農民的苦難的作品，這是新文學作品中關于苦難歷史最初的描述，他們的作品因描寫了人類的苦難而震撼人心?？嚯y，以其所包含的人類精神中最堅實的力量，而使那些書寫苦難的文學作品獲得了厚重的精神深度。20世紀末21世紀初，人類社會發(fā)生了翻覆的變化，中國，也呈現出了一個迥異于過去的新貌。社會的變遷必將牽動文學敏感的神經，因此，世紀之交的苦

2、難寫作也必然會呈現出新的特性。但學界對這一特定時期的“苦難敘事”的評析和研究，由于“缺乏一種宏觀型、整體性和史學意義的視野”，因而，就難以從宏闊的歷史文化背景出發(fā)，準確地把握其與“五四”以來新文學傳統的“苦難敘事”的聯系與區(qū)別，更難以有深度地追問形成這種聯系與區(qū)別的復雜原因。 基于此，試圖在梳理“五四”以來新文學“苦難敘事”的特質基礎上，結合世紀之交這一特定時期的社會現狀與社會意識形態(tài)來論述世紀之交“苦難敘事”的歷史訴求與錯位。

3、立足于史學的角度，采取宏觀概括和微觀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以河北籍作家胡學文的小說創(chuàng)作為例，來論述世紀之交部分作家對新文學傳統的“苦難敘事”的堅守與變異，并期望通過闡釋胡學文敘述的苦難經驗及其敘述方式，揭示其“苦難敘述”形成的時代屬性、意識形態(tài)特性、歷史無意識、集體無意識及作家的個人性因素，為我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特別是“苦難敘事”提供的可資借鑒的經驗與教訓。通過這些經驗教訓，我們可以觸摸到消費主義時代“苦難敘事”所遭遇的根本性困境。 “五

4、四”啟蒙思潮以來，對苦難的書寫在其背后無不突出地聳立國家、時代、革命、人民、民族利益等宏大詞語。個人的受難總是與這些高尚、煊赫的詞語形成同構，個體的苦難成為祖國、民族、時代、人民受難的縮影。20世紀中國文學的大部分時段中，個體的苦難總是被“國家”、“民族”、“歷史”、“社會”、“階級”、“革命”等時代共名話語所修飾，成為講述和驗證這些宏大話語的合法性支撐。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文學開始從傳統嚴肅文學向消費主義文化迅速轉向

5、，中國文學中持續(xù)了很長時間的那種宏大敘事以及與之相關的崇尚深度和苦難的審美經驗，被感性的、表面化的淺層感知方式所代替。掙脫了國家意識形態(tài)枷鎖禁錮的文學，重新調整了自身與生活的關系。文學，不再是意識形態(tài)的附庸，“苦難敘事”的視角也由對庸?，嵥槿松年P注，而不再去虛構一個為別人受難、為光輝的理想和愿望受難的神話了。 但是，世紀之交的“苦難敘事”，在掙脫了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掌控后，又無意識地陷入了消費主義文化之手操縱中。為了迎合消費時代大

6、眾的消閑娛樂心理，胡學文等的“苦難敘事”有意識的消解了“苦難”的悲劇性與崇高性的審美效果，并且嘗試消解“苦難敘事”的深度。但卻又無法建構起自己的正面精神價值。文學作品過于負重當然有弊病，但過于失重，缺少精神支撐的作品也是難以持久的。上個世紀末張承志等希求通過對“苦難”的書寫來為人類守住一個精神家園的行動沒能為消費時代的“苦難敘事”趟出一條坦途，但世紀之交胡學文等的“苦難敘事”迎合了消費主義時代大眾的審美趣味，卻褻瀆了苦難原有的精神性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