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新文學出版研究.pdf

1、中國現代新文學由“第一個十年”進入到“第二個十年”，新文學的意義和文化內涵愈益豐富，文學格局向多元化發(fā)展，作家創(chuàng)作與讀者接受、文學流派和文學思潮都有著文學出版的參與和支撐。如果說五四新文學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出版者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情感認同”的話，那么30年代的新文學出版則更多地建構起文學的生產方式和體制，引導和規(guī)約著新文學超越了個人和團體的獨語狀態(tài)而走向社會化生產。 30年代的新文學出版體現著現代出版的基本規(guī)律，遵從著商業(yè)

2、性和文化性的二重邏輯，并且適應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不斷進行自我調適，呈現出多樣化的文學生產景象。左翼文學倡導革命文學，它的革命效果的實現離不開文學的生產和流通；京派崇尚自由主義的文學觀，提倡純粹的文學，指責海派文學是“商業(yè)競賣”，其實它也并沒有脫離商業(yè)市場，即便是“京、海派”之爭的始作俑者沈從文，他的文學活動也始終體現著文學的商業(yè)性特征。無論是左翼文學，還是京派文學、海派文學，它們的價值和意義無疑受到了文學生產方式和體制的規(guī)約。文化生活出版社

3、、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等適應市場需求，組織新文學書籍的出版，將其納入大眾出版領域，利用一切有效的現代營銷手段，謀求商業(yè)利益的最大化。同時，30年代的新文學出版無論在編輯角色的認定方面，還是在出版宗旨的確立方面，都基于對出版的文化功能的認知，自覺地與崇高理想聯(lián)系起來，把新文學出版看作是一種有益于社會進步的特殊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1928年間文學雜志進行的“革命文學”等的論戰(zhàn)，極大地促進了左翼進步文學觀的張揚；《駱駝草》及《文學雜志》最為鮮明地表達了

4、現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立場：文學不再成為政治的附庸，也有意識地不為現代化社會的商業(yè)利益所左右，京派作家群體堅持了自由、獨立、純正的審美主義文學品格；《現代》雜志以其海納百川、開放求新的編輯方針最大限度地團結了當時文壇的進步力量，不僅給知識分子帶來人格獨立和尊重藝術使命的信仰，還使文學風格、流派多元化共存，形成轟動一時的“綜合性的、百家爭鳴的萬華鏡”式的境界；文化生活出版社憑著憂國憂民之思，以滿腔熱忱將文學出版活動視之為“實現自己的理想事業(yè)”

5、；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伍聯(lián)德是一個“有遠大的事業(yè)心”的出版家，而《良友文學叢書》、《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出版，如不是基于文化建設的理想和責任，是不可能得以完成的……30年代的新文學出版既是這一時期新文學生產的基本方式，也是文學現代性的重要標志，更是文學發(fā)展的重要驅動力。30年代新文學的復雜性、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文學出版的商業(yè)性和文化性的矛盾與統(tǒng)一、沖突和平衡的反復與互現。30年代新文學出版的這種性質促成了它的社會身份和自身價值

6、的重新判定，在改變自己的同時，也將自身育成為一種可以介入文學本體塑造、影響作者創(chuàng)作與讀者接受、文學思潮和流派形成和論爭等的話語勢力，在無形中支配、控制和引導著文學的發(fā)展。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30年代新文學出版的這種特有品格極大地促進了30年代新文學的繁盛。 文學發(fā)展到今天，一個不容漠視的現實是，它又處在了多元、競爭的商業(yè)環(huán)境中，文學由封閉走向開放、由政治主導走向商業(yè)主導、由單一走向多元。面對這樣的文學格局而產生諸多困惑，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