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上海法商電燈電車公司罷工事件研究.pdf

1、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是國民黨統(tǒng)治的重點區(qū)域之一，在經歷了1927年后對于勞資關系的暴力重組之后，如火如荼的工人運動有所緩和，國民黨試圖掌握工人運動來穩(wěn)定其在城市的統(tǒng)治，這種嘗試伴隨著一系列對工人相對友好的如《工廠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法令的出臺。換言之，國民黨試圖將工人運動納入法制的軌道之內。同時，共產黨也不甘心退出工人運動，試圖發(fā)起同盟罷工來和國民黨爭奪工人運動領導權。另一方面，當時的上海租界依然存在，國民黨急于收回租界權利向民

2、眾證明國民黨是一個強有力的政黨，而這勢必會與租界的本土勢力（包括依托于租界的幫會力量）發(fā)生摩擦。
　　本文以發(fā)生在1930年上海法租界的法商電燈電車公司（后文簡稱法電或法商水電）工人工潮為個案進行分析。這次工潮起源于怠工事件，而后迅速發(fā)展為罷工，最后釀成“馬浪路慘案”震驚中外之后，才在國民政府外交壓力和幫會勢力的斡旋下最終平息，其過程充分展現(xiàn)了法租界法電公司資方、法電工人、國民黨、共產黨和幫會力量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筆者擬就此研究

3、本次工人運動過程的深層次內涵。
　　事件的發(fā)生均有其緣起，本次罷工的發(fā)生一方面源于法商水電公司這個公司所存在的固有的勞資矛盾，尤其是在1928年罷工中資方答應的許多條件并未兌現(xiàn)，另一方面因為1930年的米價風波的影響。罷工發(fā)生之初便可以看到國民黨和租界的暗中角力，以及共產黨和國民黨分別希望控制罷工的愿望，而工人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兩者的力量之間顯得一時失去自己的聲音，工人運動中的工人在罷工之初似乎處在一個被領導的盲從地位。
　　

4、隨著1930年6月18日罷工的正式開始，國民黨、工人、租界和共產黨等方開始了反復的較量。國民黨試圖召集勞資雙方調解，對國民黨而言，其愿望在于社會的穩(wěn)定，且愿意為工人爭取權益，也希望將租界資方納入到國民黨法制的統(tǒng)治之下。工人的行為剛開始時是克制的、守法的，隨著對國民黨的逐漸失望也一天天變得激進起來，諷刺的是這種“越軌”的行為有時候反而能起到更好的效果。而租界資方始終蠻橫的拒絕調解，其根源在于治外法權的存在，而這種行為也是其維護自身治外法權

5、的一種方式。共產黨對于本次罷工的控制似乎只能依靠其中的關鍵性工人領袖徐阿梅，然而同時作為共產黨員的徐阿梅和“黃色工會”領袖的徐阿梅其身份又十分尷尬，甚至一度讓共產黨將其開除出黨。
　　罷工事件最后在工人的妥協(xié)和杜月笙的調停之下最終解決，這次罷工中穿針引線的關鍵人物杜月笙值得重視，作為幫會頭目的他得以解決國民黨遷延兩月都難以處理的工潮，得以讓我們重新審視幫會力量在工人運動中的作用。幫會力量一方面作為是對于國家權威的挑戰(zhàn)，另一方面也可

6、以作為國家法律無法觸及到的地方的一種補充。
　　觀察本次罷工事件，可以從一次工人運動中，看到國民黨對于工人運動的管理上法制化的嘗試，以及身處其中的工人在面對國家試圖以法制規(guī)范工人時所做出的反應。工人不是單純的被領導者，作為法制外力量的共產黨難以通過暴力的手段領導一場政治性罷工，這本身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國民黨勞工政策的成功。然而罷工的最終解決卻又不得不依靠幫會這另外一個法制外的力量，來簽訂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協(xié)定，這一點也值得深思。